当前我国投资在“稳增长”政策作用下逐步企稳。但短期调控政策难以改变投资在中周期处于放缓通道的趋势。要深刻认识制造业投资放缓的原因及未来趋势，准确把握房地产投资减速对投资、经济增长的影响，积极引导基建投资合理适度增长。未来，在新时期新环境下，投资空间仍然较大，但融资问题将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有必要完善投融资体制，创新融资工具，确保投资健康平稳运行。

　　投资短期内企稳，但中周期内仍处放缓通道

　　当前，投资运行总体保持相对平稳，一直保持在20%至21%左右的增幅，在稳增长政策的支持下投资逐步企稳。去年投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看，占到了50.4%，较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为经济实现“软着陆”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从中周期看，固定资产投资仍处于放缓的通道，全年投资同比增长20.6%，较2000-2011年均值低3.01个百分点，较上年下降3.2个百分点。

　　从1990以来，以实际增速考察投资波动，可以大致划分出两轮周期波动。第一轮为1990-1999年。在此轮波动中，还包含了一个小周期，即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政府投资刺激作用下使得1998年投资快速回升，然而在1999年又掉头减速，完成了第一轮周期。第二轮是2000年以来。这一轮周期中，投资增速提高了一个大台阶，但波动的幅度大幅收窄。其间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和应对危机出台的刺激投资政策，在2009年度过峰值后投资进入了放缓通道，目前这一态势仍未结束。

　　这主要是由于，第一，经济潜在增长率“换挡减速”，对投资的内生性需求较过去十年将有所下降；第二，技术周期、房地产周期与设备更新周期仍将在底部持续一段时间，市场主导的投资需求仍有可能相对较弱；第三，投资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使其与国内消费的关系日渐偏离、投资的内部结构也有所恶化、投资的成本和代价日益提高，而效益在下降，因此，投资周期性放缓仍将持续，同时也需要进一步调整；第四，在以工业化为投资主要驱动力向以城镇化为投资主要驱动力转变的条件下，融资结构尚未实现同步转变，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也被大大限制，进而限制投资增速提高。

　　深刻认识制造业投资放缓的原因以及未来风险

　　去年制造业投资有所放缓，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2%，较2004-2011年均值低将近10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仍然高于全部投资增速1.4个百分点，但制造业投资回落的幅度比全部投资回落幅度高6.6个百分点。

　　制造业投资反映着未来生产能力，如何看待制造业投资增速的放缓？制造业投资放缓既具有全球因素，也具有国内依据。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疑云仍在，美国“财政悬崖”问题悬而未决，对我国而言，外部需求仍相当疲软。而经过前几年产能投资的积累，制造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在总需求的重心由国外转向国内的背景下，企业不会选择进一步扩张产能。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要求下，为了使制造业不断地适应国内外市场的新需求，必须淘汰传统落后的产能，企业也不得不经历更为痛苦的“去产能化”。

　　此外，美国能源革命导致其能源成本大幅降低，不仅外国投资在不断外撤，更值得关注的是原来政府规划中策划的石油、石化等大量依托能源的制造业项目也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纷纷转向北美地区。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使得我国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也逐步弱化，这些制造业(既包括外国企业，也包括国内企业)也在纷纷向印度、越南等国转移。而以3D打印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冲击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条中，不再需要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从设计到生产将逐步实现一体化。

　　在此背景下，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将聚焦在“未来我们还能制造什么(国际横向分工)，在国际产业链条中我们的定位在哪(国际纵向分工)？”虽然，我们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然而其内涵和条件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以往可以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参与到国际分工中，依靠规模生产廉价的产品占有国际市场的时代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未来必须重新找到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新定位。这就导致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制造业投资势必将保持放缓的趋势。

　　准确把握房地产投资减速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去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6.2%，与2000-2011年均值比低8.3个百分点。全部投资中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同比增长21.7%，比全部投资增速高1.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是导致全部投资减速的重要原因之一。

　　房地产投资保持低位与调控政策得到严格贯彻直接相关。不仅仅是金融资源向房地产开发布局的力度受到限制，更关键的是房地产开发商的预期受到影响。

　　那么，如何理解房地产开发投资放缓对投资以及经济的影响呢？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部投资的19.7%，对于投资的稳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将与房地产开发相关的钢铁、水泥等建材行业都包括在内，其影响将更大。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减速，就意味着未来一个时期可供销售的商品房数量将有所减少。在以城镇化为启动内需重要引擎的背景下，改善性需求尤其是刚性需求或者必须已更高的价格满足需求，或者被赶出市场。毕竟保障性住房只能解决少部分住房需求，而大量的需求要通过商品房开发来解决。

　　从2012年的商品房销售数据看，全年各月销售额和面积持续上升，分别8月和11月转正，全年分别达到10%和1.8%。房地产市场正在积极地去库存，随着开发商资金状况不断好转，再加上地方政府积极“供地”，未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将有望稳中回升。

　　积极引导基建投资合理适度增长

　　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实现了快速回升，去年全年累计同比增长14.6%，与2004-2011年均值比仍低8.1个百分点，为投资增长贡献了3.2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中，电力投资的地位有所弱化，而交通和水利投资增长较快。这与政府加快相关项目投资审批进度相关。

　　此外，随着各地城镇化进程的推动，相关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也比较旺盛，未来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仍有一定增长空间，从空间布局看，主要在中西部地区，从城市类型看，则以中小城市以及各城市群内部基础设施体系为主。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完成两轮对城镇的系统性改造，即低碳化改造和信息化改造，在这两大领域中涉及相当大规模的投资。

　　融资问题将是投资是否能够稳定增长的重要不确定性因素

　　从投资空间看，未来仍然比较大。从结构看，围绕城镇化的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将在一个时期内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些投资大多需要长期资金，大多也需要财政性的投入和引导，那么，资金从哪里来？就基建投资而言，一些地方政府已经为之高筑债台。2012年城投债发行量井喷，全年累计6368亿元，较2011年增加3806亿元，增幅148%。这不仅会拖累城镇化所需的新增融资需求，同时短期大量财政支出投进非生产性基建项目，还会导致公共债务风险。

　　同时，土地出让金收入不断减少，2012年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8418亿元，比上年下降14.3%，难以支持大规模与城镇化有关的投资。以信托等为代表的影子银行目前风险不断聚集，随着对此的监管也将不断完善，其贡献也将有所缩小。

　　以完善融资体系为抓手，促进投资平稳健康发展

　　第一，创造条件发行市政收益债券。城镇基础设施收益债券与特定项目收益还债挂钩，具有信用等级高、融资成本低、资金来源稳定、融资期限长、流动性高、强化债务约束、优化项目融资结构等优势。完善债券市场化发行机制、市场约束、风险分担机制、强化偿债能力的基础上，扩大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建设债券的范围，不断扩大经营性建设项目直接融资规模；第二，充分利用开发性金融工具。以政府信用和开发性银行信用为基础构筑企业信用，以企业信用改善为条件，引导其他商业银行与企业建立信用关系，帮助企业吸引债券、股票等其他商业资本形式进入；第三，大力发展产业化基金。在政府的支持下，鼓励社会资本设立污水处理、燃气热力生产、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经营性领域的产业化投资基金。通过向社会发行基金股份，设立社会发展基金公司，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此外，一个可供选择的思路是，以权益性融资取代债务性融资，为城镇化投资构建融资通道。这也意味着城镇化中部分基建设施的权益将从政府转让至民间。

　　国务院曾在2012年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参股等方式投资公路、港口、电力等多个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府应当在新型城镇化中逐渐退出，让市场来主导。如果地方政府融资困难，或许会成为民营资本进入城镇化投资领域的一个契机。(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我国劳动力仍具有较大成本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竞争，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现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在逐渐减少，企业劳动力成本上涨较快，导致生产经营压力加大，经营效益下降。尽管如此，与国际相比，我国的工资水平仍然偏低，劳动力仍具有一定比较优势。未来劳动力丰富的特点仍将持续，仍将享有一定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要把握好这个缓冲机会，争取经济平稳转型。

　　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劳动力成本呈递增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劳动力结构的改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开始出现显著增长。据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至2012年，中国劳动力基本工资年增长率逐年递增，分别达到6.3%、7.5%、9.7%和9.8%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9-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年均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4%；其中2001-2011年城乡居民民收入分别增长9.5%和7.4%。

　　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2.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增速比上年加快1.2个百分点。在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2.5%，经营净收入增长15.3%，财产性收入增长8.9%，转移性收入增长11.6%。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比上年回落0.7个百分点。其中，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6.3%，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9.7%，财产性收入增长9.0%，转移性收入增长21.9%。2012年末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2290元，比上年增长11.8%，增速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1.1个百分点。

　　几大因素推高劳动力成本

　　目前，推动各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既有企业受外部环境、政策法规、用工形势等影响，用工企业被迫上调工资水平，也有企业为吸引人才、持续发展而采取的主动加薪策略。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人口红利趋于衰退，老龄化成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年中国劳动人口占比74.4%，同比微降0.1个百分点，结束了之前多年上升的趋势；人口抚养比为34.4%，同比微升0.2个百分点。推动人口抚养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老龄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另外，“刘易斯拐点”也日益临近，据估算，农村可转移的富余青壮劳动力已从1990年的1.3亿下降到目前的0.3亿。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人口红利将有所削弱。从趋势看，人口红利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红利爆发期已经结束。

　　2。政策性因素直接影响劳动力成本上涨。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对劳动力价格上涨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有效规范了企业的用工模式，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2012年不少家企业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了全体员工工资福利，整体工资水平的同比涨幅在10%以上。此外，新《劳动合同法》也促使企业依法为员工购买社保，随着工资基数、社保缴费基数的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呈加速增加态势。

　　3。高房价间接推动生活成本增加。2012年房价不降反升，与上月相比，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上涨的城市达54个。目前我国城市房价仍然居高不下，仍在上涨通道中。高房价不仅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而且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间接提高了劳动力成本水平。

　　4。物价快速上涨催生企业加薪压力。近年来，物价水平持续较快上涨，通胀背景下各项成本提高，推高了农民工的工价预期，而生存困境下的中小企业能够承受的人工成本又较为有限，导致企业员工对薪资增长需求越加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工人流动频率。为保障员工的稳定性和企业的正常经营，许多企业不得不通过加薪来留住工人，避免人员流失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一些企业不得不通过加薪来维持员工的稳定性。

　　5。“民工荒”倒逼工资上涨。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不断增加，一般劳动力工资收入上涨也成本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我国始于1996年的教育产业化式扩张培养了大量学历型人才，而技能型人才培养明显不足，形成技术工人的结构性短缺。随着人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紧缺导致工资上涨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

　　6. 部分劳动力回流农村。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力度的不断加强，农业部门的经济收入得以不断地提升，从而提高了农民工的机会成本，致使一部分劳动力回流农村，减少了劳动力短期市场供给，近年来的民工荒和招工难已显露出这一矛盾，廉价劳动力时代有可能逐渐消失。

　　7。新生代异地务工群体的需求转变，助推了劳动力价格上涨。当前异地务工群体的需求也发生着变化，特别是新一代异地务工群体，对社会的诉求不断提高，不仅要求增加实际工资水平，而且对工作、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使企业的用工成本不断加大。

　　理性看待劳动力成本上涨对经济的影响

　　低工资水平在给中国带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从长期看，低劳动力成本严重制约了我国产业的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使不少企业失去了加大科研投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技术含量的动力。同时，劳动者所得太低，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收入结构不合理，消费需求不足，产能严重过剩，进而导致市场和生产结构的扭曲和畸形化，使社会生产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的分配。

　　1。加大了企业成本压力，减少了企业经营利润。面对劳动力成本的较快上涨，大部分企业难以通过提升产品价格来应对，短期内也难以通过提升生产效率、转型升级等方式来缓解，这直接加大了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本负担，压缩了企业的利润水平。

　　2。推高全球通货膨胀水平。从韩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国内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推高国内通胀水平，并抬高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1年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0.4%，相对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而言，我国“向外传导”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对我国构成中期通货膨胀压力，并将通过国际贸易途径使内部压力“外部化”，从而推高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水平。

　　3。推高企业产品价格，削弱了企业市场竞争力。为应对劳动成本上涨，部分企业提高了产品销售价格，产品价格优势因此下降，企业竞争力也因此削弱。在当前内外需有所减弱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直接影响到产品成本，降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致使企业订单数量减少，企业用工趋于谨慎。

　　4。少数企业减少接单，影响到企业正常经营。由于企业的议价能力差，成本上涨的压力不能转嫁到产品价格，一些订单价格甚至高于成本，企业因而不敢接订单或少接订单，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企业生产销售量也大幅减少。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劳动力成本上涨在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

　　一方面，“用工荒”倒逼中国经济加大转型力度，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会改变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增大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企业加强新产品研发力度，强化品牌意识，提高管理水平，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提高企业竞争力来应对劳动力成本压力。

　　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可以直接刺激国内消费的增长，劳动力成本上涨意味着居民收入增加，而收入增加将直接增强消费能力。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每提高1%，将带动居民消费支出提高将近0.73个百分点，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将有效释放国内的消费需求潜力。

　　我国劳动力仍具较大竞争优势

　　1。劳动力工资水平较低、劳动力丰富的优势仍将持续。长期以来，丰富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一直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禀赋优势，依靠这一优势，中国出口了大量劳动相对密集产品，走上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制造业立国的发展道路。

　　未来20年，预计还将处于二元经济的不发达阶段，农业富余劳动力还需要持续实现转移，劳动力总量庞大、供给充足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同时受中国制造业仍处于国际分工低端、利润水平低下等因素的制约，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较低，而且这一现象也将长期存在。从人口的角度看，中国的人口峰值将在三、四十年间出现，这说明中国劳动力丰富的基本国情短期内不会出现根本改变。

　　2。与国际相比，劳动力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从出口看，近几年中国出口每年以20%—30%的速度在增长，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发达国家的2%—4%。从工资水平的国际比较看，我国制造业雇员工资仍处于较低水平，较之于发达国家，目前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较之于新兴国家，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较之于发展中国家，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

　　而从职工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来看，我国的这一数字由1990年的15.8%下降到2009年的10.1%，下降了5.7个百分点，这说明工资劳动者在增加值的分配比重偏小。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绝对数量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还是比较小的，仍具有比较优势。预计到2015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也仅将达到西欧国家的38%，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也仍然享有一定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例如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仅为墨西哥的25%。

　　如何进一步挖掘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1。引导企业转变观念，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从长期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必然趋势，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企业发展空间必定受限，根本出路是必须加快转型升级。建议各地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转变观念，加大对传统行业企业技改的扶持力度，推动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不断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扩大盈利空间。

　　2。切实落实好小微企业扶持政策。小微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不高，抗风险能力低，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中，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更大，亟须在政策、资金、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建议各级政府深入贯彻和细化落实好中央和各地出台的小微企业优惠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促进小微企业健康良好发展。

　　3。促进企业加强人文关怀。相关部门和工会要努力促进企业加强人文关怀，在增加薪酬进行激励的同时，采取提高福利待遇、改善工作环境、人性化关怀员工生活、增加培训时间、组织活动等多种方式增强员工归属感，减少人员流动，保持员工队伍稳定性。

　　4。加快人才培养，实现人才供需的有效对接。企业的转型升级与专业技术人员密不可分。政府应增加公共投入，降低家庭和个人的教育和培训的支出比重。同时，要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矫正失灵的市场信号，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引导家庭和个人对人力资本投资。要加快相关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把教育培训和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紧贴市场需求变化趋势，引导各类院校做好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大紧缺技工的培训力度，使之更好适应产业升级的人才需要。

　　5。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加强教育结构优化调整。当前，我国不同学历和不同劳动技能等级的劳动力就业压力分化明显，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缺口较大，而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也较大，这说明当前大学教育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匹配，没有培养出足够的高技能等级劳动者。应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加强教育结构的优化调整。一是提高高校教育质量，优化高校教育的学科和课程设置，提高学生的技能培养，同时约束高校招生规模，避免招生规模继续过快扩张；二是加强基础教育改革；三是建立学习型社会，以工作单位为基础，建立人才培养培训制度，加强职业培训教育，提高员工的素质和技能。

　　6。提升劳动者自身素质和就业竞争力。劳动者要认识到劳动技能素养的重要性，正确评价自己的能力，从多方面提升自身素质，积极参加培训，掌握适合市场需要的实用技能，提升自己在求职时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