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导航新近曝出的国内部分产地大米受有毒金属镉污染的消息，引发公众对食品安全和土壤污染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从国土资源部等部门传出消息，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土壤抽样调查，绘制中国土壤污染地图。
面对来自各方的证明土壤污染严重性的数据，对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的呼声四起。而对土壤修复这一新兴话题，有观点认为，在土壤污染事故频频被曝出之际，中国的土壤污染即将进入全面治理阶段，土壤修复业甚至可能成为未来大有可为的新兴产业之一。也有人呼吁，应尽快采取措施，对现有受污染的耕地进行修复处理。而在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中，土壤修复也被纳入环保产业的重点发展之列。
不过，对此种说法“泼凉水”的人也不在少数。 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土壤学专家侯彦林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受污染的土壤治理不过是一种末端策略和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他预计，基于土壤修复的技术、经济、社会等层面的原因，除尾矿开发外，土壤重金属修复在未来10到20年内很难形成产业。根治土壤污染的当务之急不是修复，而是国家下大力气控制好污染源。
土壤污染防治：知病情更要找病因
我国的土壤受重金属污染到底有多严重？
侯彦林表示，根据他所看过的3000余篇有关土壤污染的文章可得出一个结论，凡是涉及到有工业、矿山的周边区域，其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均存在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的土壤污染风险，也包括有色金属工业大省流域的下游水田、大城市郊区、高速公路两侧等。“且经济越发达，污染越严重，南方比北方严重。”
此说法也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周宏春的证实，他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已成我国面临的最大公害之一。凡是生产有色金属的矿区周围，进行有色金属加工的生产地，均可能存在土壤的重金属污染。
周宏春表示，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我国存在土壤重金属污染现象，但由于当前公布的各类数据或因缺乏更为严谨的调查布点选择，其在样本的数量、代表性等方面都存在局限性，使其未必能代表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实际状况。
对于此次国家相关部门即将绘制的、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图，周宏春表示并不担心其绘制方法的科学性，更担心其取样的代表性和数量。
而对环保部一直以来不肯公布的土壤污染调查情况，周宏春也给予上述原因的猜测：“或许是由于心里没底儿。”不过，周宏春表示，他与公众一样，期待官方能及时公布权威、有代表性的数据。一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二是利于公众的监督。三是便于公众的自我防护。
对此次国家绘制土壤重金属污染图，侯彦林则认为，这好比给一个病人绘出的病情图，知道病情后，更应找出病因，“对土壤的污染源进行调查就是找病因。污染源等于产生病毒的源，要治好农田‘癌症’，则两方面都要查，以便有的放矢。”他说。
侯彦林认为，此举也应由国家相关执法部门来执行，因为“一般的科研机构会在调研中阻碍重重，因而不能获得一手的污染源数据。”
土壤污染防治应严控污染源
“土壤污染治理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不是修复，而是控制污染源。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断然走不通。”侯彦林认为，土壤污染修复不论是算经济账，还是生态账，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均很有限。他甚至断言，相比大气和水污染的治理，土壤污染很难得到有效治理。
他举例指出，土壤修复的方法大概有如下几项，一是换土法。二是利用生物和植物修复。三是向土壤中加入石灰性物质等其它物质来改良土壤性能的钝化法。在他看来，以上三种方式其实操性均有限。
就换土而言，侯彦林认为，撇开换土的成本不谈，“在某些污染地区就没有好土，怎么换？不像花盆换土，大田污染往往是少则几十万亩。”而如果要采取将上层的受污染土壤换到下层的方式，则如果放任污染源继续污染，那新土再过几年也同样被污染。
他认为，即便换土这种方式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均是成熟的，但在经济成本和实施条件上又是不成熟的。“一是没有土源。二是成本不可接受。三是即便你愿意花钱治理好了，污染源不控制住，则会继续释放有毒物质，仍旧没用。”
土壤修复中“换土法”不可行，那植物吸收法和向土壤中加中和物质的钝化处理法又是否可行呢？
侯彦林表示，当土壤中的有色金属含量过高，植物可能根本就无法生长。植物修复法只适合于轻度土壤污染的情况，通过种植一些对重金属吸附性大的植物，达到修复土地的效果。
而对于钝化处理法，侯彦林则认为，因土壤本身具有缓冲性，无论你放多少中和物质，放一年两年有效，三年后可能又回到原来状态。因此，所付出的经济成本是长期的且不可估量的。而此种土壤修复也是不可持续的，“且不说加入的物质是否会对土壤造成新的危害。”侯彦林说。
就以上几种土壤修复方法，侯彦林认为，或许只对轻度土壤污染才能真正产生效果。对于中度和重度的土壤污染，则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法，比如，不以农业为主，通过种植一些非食用作物，如花草、树木等。或在城市郊区修建物流中心、公园、娱乐场所等，以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
杜绝污染源需调整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
“目前土壤修复市场更多是科研和试验示范阶段，难在短期内有技术突破。”侯彦林预言，土壤修复至少10至20年内难以形成产业。
在侯彦林看来，任何一项技术，要形成产业，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技术可行、经济可行和社会可行。“社会可行，是指拥有受污染土地的农民们他们是否愿意去治理？机构能否从中收益？如果不能收益，也无人将其当成产业去做。”侯彦林说。
“因此，当前最重要的不是探讨如何是修复受污染的土壤，而是如何去找出污染源，杜绝污染源。”专家们表示，国家对环境的治理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断然行不通，且对此我们将付出沉重的经济和环境代价。要杜绝污染源，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及时调整产业布局及产业政策，一方面，要规划好有色金属产业和农业的关系，不能一味追求高利润；另外，相关产业要在开工时做好环保方面的配套措施，而国家也应根据企业的污染程度，通过法律强制从企业利润中划出相应的环保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