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场活力释放经济发展潜力，是不是市场决定性作用的首要目的？市场决定性作用会不会、能不能牵动影响改革发展的全局？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是不是要改变现行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在2013—2014中国经济年会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连抛上述三问。

　　对第一问，迟福林说，13亿人的大市场是我国的突出优势。初步测算，到2016年，消费潜力至少有30万亿，到2020年可能达到45万亿到50万亿。如果考虑到消费引资的投资需求，估计到2020年，整个内需规模至少应该有百万亿。这成为支撑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保持7%增长的主要条件。

　　问题在于，这个巨大内需潜力要转化为转型增长的中长期优势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首先，取决于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突破。例如全社会的医疗需求日益全面快速增长，是一个大趋势，所以释放医疗市场消费需求的主要出路在于，一是政府加大公共医疗投入要加快放开医疗市场，支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二是加大监管、加快形成安全有序、有质量的医疗市场体系。其次，需要推动消费主导的投资转型。未来十年重点要发展消费型经济，不是不要投资，也不是投资多寡的问题，是能不能用市场需求结构来决定投资结构，使投资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相适应，由此实现投资和消费的动态平衡。

　　对第二问，迟福林认为，一是全面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实不仅仅是指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例如推动公共资源市场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市场竞争机制等。同时，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能不能由市场决定？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主要是经济领域，但又不限于经济领域。例如在文化产业资源配置中，市场能不能起决定性作用。

　　对第三问，迟福林表示，不可否认，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中功不可没，问题在于政府过多、过大的行政干预和深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严重扭曲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对此，迟福林提出两个建议，一是竞争性地方政府驱动力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这种增长方式尽管在短期内可以拉动GDP较快增长，但会为中长期增长埋下更大的隐患，这就需要更快的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比如果断废除GDP导向的干部选拔机制，尽快建立公共服务和社会满意度导向为重点的干部考核选拔机制。

　　其次，能不能推动政府监管由事前审批为主，向事后监管为主的转变。负面清单管理把自主权还给市场主体，以负面清单管理为重点，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全面改革行政审批体制的关键所在。

　　迟福林建议在总结上海自贸区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全国负面清单，推进实质性改革的突破。

　　“在这个背景下，本届政府在明年有可能提前实现缩减1/3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迟福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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