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乌克兰危机的肇始要回归到2004年的“橙色革命”。与其他街头革命不同，“橙色革命”的导火索并非通常的贫穷和贪污腐败引发的社会问题，而是普通民众多年酝酿起来的追求政治民主和更多公民自由的政治诉求，使乌克兰在各个领域都加速向欧盟标准靠拢。但其结果却与当属设想的截然相反，民主的许多弊病反倒成了影响乌克兰发展的主要掣肘。

　　首先是总统议会制还是议会总统制的府院之争。这在威权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问题，在乌克兰则成为制约其政治运行的结构性因素。这样的权力对峙首先有利于反对派而非当权者，因此无论哪个政党、哪派政治力量执政，都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中央政权，最终形成了府院对峙的政治死结。

　　其次是领导人的政治品行。“橙色革命”后上台的历届领导人都是从选票政治出发，希望尽可能快地“兑现”手中的权力，而不是推行一项中长期的发展战略。他们缺乏政治家应有的政治信仰，更遑论政治领袖的凝聚力和掌控力。乌克兰的一位独立议员严厉地指出，由于宪法和它所代表的中央权威的缺乏，这些领导人“不仅看不到法律 ，而且忘掉了基本的政治行为准则，开始在公开的舞台上为了私利而争斗”。

　　最后，政党组织的涣散。“橙色革命”后大众政治的勃发大大降低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门槛，也为利益集团控制国家提供了新的渠道。为了快速实现进入议会的目标，政党沦为金钱和选票之间的桥梁，甚至直接成为寡头的代言人。不但无意承担国家发展的重任，也缺乏必要的组织结构和纲领理念，所有行动均以实现政治分肥为根本目标，没有任何政治忠诚度可言。一旦本党领导人失势，立刻脱党甚至转党。2010年尤先科竞选失败及这次亚努科维奇逃离基辅后，议员大规模集体政治跳槽就是例证。

　　德国政治学家Pitiot指出，现在的基辅官僚们关心的不是普通人的命运，甚至不是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而是给他们提供了财政支持的人的利益。本质上，他们才是国家分裂的直接责任者和民族的千古罪人，而不是美欧要制裁的那些人，后者只不过是适时地抓住了机会。这话虽然尖刻，但并非没有道理。在这场国家发展与政党利益的艰难博弈中，乌克兰的国家利益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

　　乌克兰人必须反思，为什么自己的国家会有长达十年的停滞乃至倒退？为什么一次政权更迭会使国家蒙受重大的主权领土损失，乃至面临国家分裂的风险？归根结底，他们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和什么样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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