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到1985年间，在“美国”卢斯基金会的支持下，陈宝森第一次到美国做访问学者，通过一年多时间对美国“经济”与社会的调研和资料搜集，奠定了陈宝森研究美国“宏观”经济的基础。

　　作为第一批进入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从事美国经济研究的人员，陈宝森见证了研究所初创时期的奋斗历程，也在其中获得了令同行称赞的成果。

　　作为当代中国研究美国经济政策的研究员，直到今天，很多认识仍然没有超脱陈宝森早期的研究范畴，尤其是《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研究美国经济政策不可回避的课程。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如何初创、如何开展对美国经济政策的研究，通过陈宝森及其助手、学生的讲述，我们力图还原一位“半路出家”的学者，用30年专心构建的学术宝塔，为何至今还能对有志于研究美国经济的人提供丰富的营养。

　　人生三次转折

　　陈宝森走上美国经济政策研究的道路，经历了几个“意想不到”的转折。“第一个转折就是脱离原来的家庭和阶级投身革命。”陈宝森说。

　　陈宝森1924年出生于北京，曾祖父是清朝政府官吏，家境很宽裕。1942年，陈宝森从北京到上海与父亲一起生活，高中未毕业就上了圣约翰大学。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陈宝森也受到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影响。

　　由于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比较活跃，陈宝森开始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三本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斯诺的《西行漫记》。“这些阅读让我的思想从民族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并坚定了只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

　　1944年，陈宝森的一个表兄为追求进步去了解放区，与新四军城市工作部建立了联系，这一年，苏北新四军城市工作部的田云樵被派到上海工作，在他的介绍下，陈宝森和表兄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田云樵领导下工作不久，陈宝森转到中共上海市委下属的学生部。1946年陈宝森大学毕业，1947年2月进入了国民党行政院物资供应局。当时这个局负责接收美军剩余物资，上海是一个主要接收点，国民党内战的主要物资都来源于这里。国民党联勤总部接收的民用、军用物资，一部分在市场变卖支持财政，一部分用来打内战。“当时的物资局局长叫江杓，搞军工出身，是宋子文的红人，我辗转成为他的机要秘书，利用这个身份，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上海解放时江杓要求我一起随他去台湾，但地下党组织要求我留下，我就以随父亲去香港为名离开了他。”陈宝森说。

　　上海解放后陈宝森参加接管物资局，公开了党员身份，任物资局办公室副主任。物资局开始归三野管，后来划给财政部。1954年，陈宝森调任财政部华东财政干部学校任副教务长。1956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财政部建立了科研所，陈宝森又被调到了财科所。

　　从搞行政到搞研究，是陈宝森的第二个人生转折。

　　在此之前，陈宝森已经尝试着写过一些理论文章。1953年，他的一篇有关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读后感在《解放日报》发表后，树立了陈宝森写作的信心。到了财科所，陈宝森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开始了社会主义财政学的研究，“算是正式踏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陈宝森开始美国经济的研究，始于他第三个人生的转折。1981年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初创，陈宝森奉调从财科所到美国所做美国经济研究工作。对自己来美国所的原因，陈宝森说：“当时做这样的变动，一是因为中美建交后国家迫切需要进行有关美国的研究；二是我搞财政经济研究，同时掌握外语工具；三是我对国际经济研究素来就有兴趣。”

　　美国所初创

　　“十年磨一剑，通常是指做科研的人要下苦功才能锻造出好成品”，陈宝森说：“我认为这句话对创建一个高水平的学术机构来说也许更为恰当。”

　　陈宝森是第一批来美国所从事美国经济研究的人员，1982年来所，1992年离休，在这10年中，陈宝森见证了美国所初创时期的奋斗历程，也积攒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高度。

　　1980年，在位于毛家湾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宝森第一次同美国所发生接触。当年秋天，陈宝森在这里见到了即将就任美国所领导的李慎之和李寿祺。

　　李慎之1979年随小平同志访问了美国，可说是知美派。初次见面，两位领导要求陈宝森讲对搞美国经济研究的看法，并要他做出筹建美国经济研究室的方案。几人谈得很融洽，确定了以求真、务实为精神进行美国研究——即：美国所不能办成亲美所；同时，要防止教条主义。并明确了美国所经济研究的大方向：既要适应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大形势？熏弄清美国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头脑清醒，不被人忽悠。

　　“我到美国所已是耳顺之年，既没有留过洋，美国经济的专业知识也不多，属于半路出家性质。”陈宝森说。但美国所让如陈宝森一样的年长者冲上第一线打先锋，接触美国实际。1981年，陈宝森还没有到美国所报到，所里就安排他和施咸荣、杨生茂(南开大学老教授)等人参加了由日本同志社大学在京都主办的夏季美国经济研讨班。1984年到1985年间，在美国卢斯基金会的支持下，陈宝森第一次到美国做访问学者，通过一年多时间对美国经济与社会的调研和资料搜集，奠定了陈宝森研究美国宏观经济的基础。

　　对陈宝森来说，能在美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做出成绩，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广交朋友”。“研究美国，信息来源非常重要。和美国各界人士交朋友，是了解美国国情、拓宽信息来源的重要途径。当然这些只有在研究所的支持下才能做得好。”

　　美国所初建，同美国大使馆的往来比较多。一年中大体上都有一两次聚会，所领导和主要研究人员都参加，美国使馆的主要官员也愿意来。“他们也常请我们到使馆做客，这种沟通很有益，是建立友谊、增进了解的好机会。当时的经济参赞高伯乐，后来到香港当副总领事，1993年回到北京担任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谈到过去忽视和错失中国市场的教训，以及他们为公司的利益如何去国会做游说工作，对我很有教益。另一些美国朋友同美国所特别友好，如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奥克森伯格、李侃如等都对我们十分热情。我第一次去美国访问就是奥克森伯格邀请的。”陈宝森说：“奥克森伯格对促进中美友好极具热忱。在他去世之前，我在斯坦福大学同他见过几面，他最关心的还是中美双方如何增进政治互信，不要因为误判而影响友好大局。”

　　陈宝森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世界的影响太大，国际上所有问题几乎都有美国因素，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何要成立美国研究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对美国经济政策的研究，担子很重，不是一个研究所能独自承担挑起来的。美国所成立后，筹办中华美国学会的计划就提到了所领导的议事日程上。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建国门的总部大楼还没有盖好，美国所在永定路办公。李慎之要求陈宝森参与筹建工作，当时全国各地从事美国研究的专家对这个设想都很支持，第一次大会都踊跃参加。“不过可惜的是这件事未能长期坚持下去，主要是因为我连续去美国调研无暇兼顾。”陈宝森说：“好在全国性协调工作还有早已成立的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在做。这个机构挂靠在武汉大学美加研究所，原来武大教授吴纪宪先生是会长。吴先生德高望重，很有号召力，学会办得很有成绩。我在写第一本著作《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时就借助了学会的力量。”

　　从罗斯福到里根经济学

　　事实上，论述美国经济的论著在中国可谓汗牛充栋，多不胜数，而且很多各具特色，自成一家。但作为研究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人，很难回避的一部专著，就是陈宝森洋洋77万言的巨著《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因为这部著作从一个更长的历史阶段、一个更新的观察角度，揭示了美国这个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客观发展规律。虽然未必谈得上完全创新，但它为其后研究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人提供了深刻的认识和丰富的营养。

　　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冲击可说是前所未有，罗斯福临危受命入主白宫，最终拯救了千疮百孔的美国经济，其根源就在于罗斯福上任伊始就提出的“新政”。在此后的美国研究中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即罗斯福“新政”就是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深入发展的开始，也是资产阶级传统经济理论和政策向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一个大转折。

　　但到上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的里根经济学兴起，对凯恩斯主义进行清算从而又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一个转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思潮居统治地位，“新政”的基本精神——政府干预经济政策一直在延续和发展。

　　陈宝森的《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一书则鞭辟入里地对这一认识进行了阐述。

　　对这本书的意义，陈宝森说，美国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决定了研究美国经济的重要性。研究它将为我们理解整个西方经济提供一把钥匙。对锐意实现四个现代化，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中国来说，要认识西方，理解西方，扬弃其糟粕，研究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陈宝森认为，从“新政”到里根经济学的两个转折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两种经济思想和政策虽有重大区别，然而也有割不断的联系。前者到后者的转变也不是突发性的，而是一个渐进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将近半个世纪的凯恩斯经济政策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它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出来，直至上世纪70年代，导致了严重的停滞膨胀，使美国经济的衰退变得不可收拾。里根的前任们尽管在经济政策上做了些小改革，但并没有挣脱凯恩斯主义的羁绊。里根上任两年后，美国经济开始全面复苏，实现了二战后美国经济最长的一次景气时期，其根源是里根政府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发挥了关键作用。里根经济学的信条是政府的责任不是干预而主要是创造出一种良好的宏观环境，让企业家自由发展。但即便如此，里根经济学也不是萨伊定律的复活，其中也包含了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理论。这也决定了里根经济政策不是完全放弃经济干预措施，而是干预的程度和角度不同。

　　陈宝森认识到：“从里根第一任期起，他所实行的财政政策就不是反干预的中立政策。进人里根政府的第二届任期，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节就更加露骨，这些行动不仅是对国内经济的干预，而且是与盟国共同协调行动对国际经济的干预。这些事实说明，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节已经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里根政府理论上反对国家干预，实际上并没有抛弃干预……差别在于对政府力量的运用不同，以及处理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的策略不同”。

　　陈宝森论述了罗斯福和里根都积极实行的赤字财政：罗斯福和里根的初衷都是主张平衡预算。“新政”时期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实行赤字财政政策，而里根实行赤字财政却是迫不得已。陈宝森评论说：“有人说里根奉行的是赤字财政政策，是有意识这么做的。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他希望看到的是预算平衡而不是巨额的财政亏空。”里根大赤字的原因是供应学派理论和政策的落空，减税没有刺激投资、储蓄和劳动生产率，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缓慢，又影响了税收的增长。削减税率、巨额军费支出、利息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也促成了里根任期的巨额财政赤字。他还论述了一个重要的产生赤字的原因，即里根任期内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这样使公众纳税等级爬升而增加税收成为不可能。

　　在货币金融政策上，陈宝森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又一主要杠杆，然而和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一样，美国的货币金融业也是经过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和国家干预三个发展阶段。金融业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是自由资本主义货币信贷制度在加强了金融资本统治的同时，又强化了资本主义矛盾，加深了经济危机的程度。

　　陈宝森在《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一书中对美国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矛盾的演变以及政府的调节进行了透彻的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既是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的过程，又是贫富悬殊和各种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政府的干预政策不仅要保证垄断资本的不断扩张，而且还要着重解决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阶级和社会矛盾。如两极分化、贫困、失业、保健、住房、种族歧视等问题。“新政”以来美国政府利用税收、福利支出和信贷等政策缓和了劳资之间的矛盾，也缓和了财富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状况，这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个促进因素。但美国政府的福利政策只能缓和阶级矛盾，不可能根本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生存的前提以及发展的结果所带来的贫富之间的差异。书中分析了这种差异的现象和原因，提出各阶级之间有生活水平差别、收入差别、财富持有量差别和资本持有量差别几个概念。表面上生活差别最小，它掩盖了不平等的实际差距，这是由于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和消费信贷政策所致。而资本持有量的差别最大，它处于主导地位，是各种差别的根子。而正是这一差别决定了人们的阶级地位。这种分析方法为分析西方国家阶级的构成变化和矛盾以及政府干预收入分配政策的实质和结果提供了一个模本。

　　也许，描述一个国家50年经济发展的书还算不上一部经济史著作，但陈宝森对美国经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50年的概述，展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成为中国研究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以及政府的经济作用的一部最详尽的百科全书，直到今天仍对研究者大有裨益。

　　专心美国经济研究

　　虽然到离休陈宝森在美国所只做了10年美国经济政策的研究，但在离休后他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而是一直跟踪国际经济的研究走向。

　　在《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之后，他还出版了《美国总统与经济智囊》、《美国经济周期研究》、《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美国制造业振兴启示录》、《当代美国经济》、《剖析美国“新经济”》、《西方财政理论研究》等著作，并多次获得社科院优秀成果奖及吴玉章奖。

　　“我们这代人在研究中遇到的困难比现在艰难得多，主要是信息不通畅。过去我们对美国的认识没有直接接触，只有一些书本上的知识，所以我特别重视调研。”陈宝森说：“1985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时，虽然重视搜集资料，但并没有把时间主要用在阅读上，而是把深入了解美国社会放在第一位。我广泛接触美国各个阶层、各种群体，参观访问美国的工厂、农场、矿山、学校、监狱、施粥棚和老人院等。我还参加了一个叫Ser-vas的团体，这个团体愿意接待国际友人。利用这个条件，我乘坐‘灰狗’大巴，周游了美国许多地方，对各地的风土人情、经济状况等做实地考察，掌握了许多书本上看不到的东西。为了弄清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我先后在6个总统图书馆查看过档案。对7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成员进行过访谈，使我有了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避免了人云亦云。”

　　对自己第一本研究美国经济的专著《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陈宝森认为谈不上有什么创新，但是对美国经济的认识比较深入，比如，为什么说是政府的干预挽救了美国，政府干预的形式为什么不是直接的，而是用财政和金融这两个杠杆进行的；美国贫富悬殊很厉害，但从表面却看不出来，只有弄清生活差别、财富差别、收入差别和资本差别这四种差别，才能够看清实质。

　　有了第一次较为成功的经验，以后每隔几年，陈宝森都带一个课题到美国搞调研。1987年，陈宝森在美国研究的课题是“美国经济周期”。他拜访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并深入到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了解他们是如何判断经济形势，进行经济预测的。在这个课题上陈宝森试图探讨美国经济周期发生的机制，论证它的不可避免性，但在当时美国许多学者对他的研究不以为然。

　　1992年，许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有人认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将摧毁中国的民族工业，与跨国公司合作是“与狼共舞”。对这个课题，美国所成立了课题组，陈宝森等人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对中美合资企业进行了调研。经过调查，课题组得出了引进美国大跨国公司对中国利大于弊的肯定结论。这个由陈宝森主笔的调研报告《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研究》获得了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奖。

　　此后，陈宝森对跨国公司这个重大历史现象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写出《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对美国“新经济”进行考察后写出《剖析美国“新经济”》，同样都获得了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奖。

　　“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为正确的决策服务、为社会的进步服务。要做到这些，前提是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作风。做老实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要使自己有知识，就必须终身学习，发愤图强，与时俱进。”陈宝森说。

(责任编辑：DF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