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商们抱怨一切，书号、成本、盗版，还有亚马逊，但它们其实从来都不是书商的敌人。这可能会让它们伤心。但只要有好看的书，谁还真的需要出版人呢!

1950年代，那时候，汤姆·麦奇勒和一位经常在自己喜欢的咖啡馆外闲逛的年轻人科林·威尔逊成为了朋友。威尔逊给他看了自己的手稿《局外人》，并问他是否应该把书拿给出版商看一下。

《局外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麦奇勒出版了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书，被称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他创立了“布克奖”。60多年很快就过去了。

2011年10月，亚马逊在版权拍卖会上以80万美元拍下了Penny Marshall的回忆录。

这本书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人们—每一位普通人—都可以直接通过亚马逊出版自己的书，并不需要有麦奇勒他们的赏识。“在出版过程真正需要的人，现在只有作家和读者。每个人都站在两者之间面对风险和机会。”亚马逊副总裁Russell Grandinett宣布了其他人事业的终结—麦奇勒已经退休很久。

过了5个月，大英百科全书公司(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CEO Jorge Cauz宣布不再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纸质版的修订和重印，转而全力发展电子业务。这原本应该是这部每两年印刷一次的32卷百科全书推出新版的时候。

这两件事彻底改变了麦奇勒和很多人回忆里的美好世界。“2010年，用飞机上零散的时间，我在iPad上完整阅读了麦克尤恩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心里一凉，纸媒要完蛋。”作家冯唐稍有些懊恼，他在2008年轻率地卖掉了自己的小说《不二》的十年电子版权—那时候iPad还没有出来。

这是一件好事。至少，Grandinett和冯唐都这样认为，但对于出版商们来说，这却是一个悲剧。或者说，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出版商们，这意味着他们一直为自己争取空间的努力可能就这样付诸东流了。

差不多十年了，那些关于民营出版业的新闻里，实在是没有太多好消息：折扣越来越大;利润越来越薄;帐期越来越长;而，盗版几乎能在书籍正式出版前后就出来;还有网上免费电子版和书店，似乎每时每刻都有书店在关张。出版商从来没有停止过呼吁，但要对抗的东西太多了—曾经麦奇勒要对抗的只有那些不靠谱的作家们。

与此同时，读者们也在抱怨，书总是太贵了。

但这并不是真相。“中国图书的定价一直是非常低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下降吧，如果按照通货膨胀来比的话，我认为是下降的。”磨铁图书公司总裁沈浩波说，“书价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提高，就是在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书价永远是被动提高，它很难主动提高。”

成本，是成本一直在提高。但对于书这个产品来说，这些生产它们的生产者实际上没有太多变化。

2001年，《谁动了我的奶酪》定价16.8元。这本书成为那几年畅销书行业的标准。

“这种精装书每本的制作成本是4元多。”接力出版社的李朝晖说，“按制作成本乘以4的行业惯例，定价理应在16到17元，不能比这个更低了。另外，这类引进版权的书版税是很高的，普通书的版税为定价的8%，而这类书的版税要达到或超过定价的10%。”

排除掉销售量—它从来都是影响盈利的关键—另外两个关键因素：版税和税十多年来并未发生变化：普通书为6%至8%，引进版权为10%;增值税13%。

武汉俊人文化图书编辑刘丹婵计算了现在出版一本书的成本。按照定价29.8元—这是一本畅销书的标准定价—印数3万册计算，总码洋为89.4万元，总成本为28.42万元。其中，固定成本为2.36万元，印刷及运输成本约为16.5万元。但退货加折扣后，实际销售码洋仅有35.76万元。因此，这本印数3万册的畅销书，书商的利润为7.34万元。

“出版一本书的成本很高，市面上大部分图书的首印量为6000至1万，极少数有加印的情况。”刘丹婵说，如果按照库存比30%计算，印数8000册的只有亏损这条路。他的计算中并未包括营销，这也是一件越来越贵的东西。“那时候对营销的要求低很多。”沈浩波记得2001年的情况。

和《谁动了我的奶酪》相比，那时候成本约为售价的24%，现在则已经涨到了31%。“咖啡毛利能到百分之六七十，书最多百分之三十多。你还要打折销售，不打折的话40%最多了。”凤凰一力总经理陈绍敏说。

但不是没有好消息。

在这10年里，图书的码洋一直处于上升中。仅2009年至2010年一年的时间里，就增长了10.37% ，达到370亿码洋。其中码洋超过1亿的出版商就有30多家。还有那些影响了人们的畅销书：《尘埃落定》、《三重门》、《谁动了我的奶酪》、《幻城》、《水煮三国》、《明朝那些事儿》……这些畅销书也让一批民营出版社成为了不错的品牌：磨铁、新经典、博集天卷、盛大文学(微博)、凤凰联动、凤凰一力……

这些民营书商从2003年获得发行权，但到2009年才获得正式的出版权。2009年4月6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非国有出版工作室作为“新兴出版生产力”的地位，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

“到了2004年2005年以后，中国的出版情况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民营也没有获得真正平等的待遇。号还要从出版社去拿，选题还得由出版社来审。”京东商城(微博)副总裁兼图书总监石涛说。他曾经打算做书商一直做到退休，但现在他在京东—一家电子商务公司。

让凤凰一力的陈绍敏痛苦的是，“一个书号对应五六本书，就在于书号受限。书号可以产生价值，产生利益。”

房租一直在涨;书店一直在关;好作者价码越来越高;还有这个行业的薪水，多年来没有大幅增长。至今，平均月薪也仅为每月3500元。“它依然还是蒸蒸日上，不错。但是跟其他行业相比就差多了，它本来应该是个大行业，但是因为盗版太严重了。”沈浩波说。

除了盗版—它像一头永远都不会死去的怪兽—之外，让书商最愤怒的还是电子商务。2010年，网上书店码洋规模大约为50亿。

2011年11月，苏宁易购(微博)图书页面打出“0元售书”的口号，紧接着当当也同样在主页上打出“满100返200”的标语，别忘了还有京东商城长期的4折售书。它们卖的并不是书商们手里的处理书籍，而是真正的当季畅销书。“我知道有人在实体书店看了书然后到网络书店来买这个习惯已经是两年前的事。”唐茶创始人李如一说。

“出版商对京东、当当、卓越价格战特别愤怒的一点，就是扰乱市场。”沈浩波说。以2011年一本非虚构畅销书《力量》为例，它定价为35元，当当网(微博)5.5折，卖19.5元。

“电商不但造成地面店的萎缩，还造成整个行业利润的下降。现在折扣打到什么份上了。”让凤凰一力陈绍敏伤心的是，有很多零售商甚至直接从电子商务网站上采购。“本来应该从我们中盘进货，但是网上更低。”